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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源老和尚自述传略
发布者:admin  来源:未知  发布时间:2016-02-12 15:47

佛源法师(1922年4月12日--2009年2月23日):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人,俗姓莫。少而聪慧,年十八,投益阳会龙山栖霞寺剃落。1951年至云门,得虚云法师传承,为云门宗第十三代传人。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、广东省佛协常务副会长、韶关佛协会长。从1953年起,先后担任广东云门寺、南华寺、湖南益阳白鹿寺、栖霞寺、德山乾明寺、南岳祝圣寺等6个著名寺院的方丈  。2009年2月23日圆寂,世寿87岁,僧腊69岁,戒腊63岁。

   余名佛源,法号妙心。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湖南桃江县花果山莫家。父讳芳有,母贾孺人。有三兄三姊及四个弟弟。民国三十年九月从舅父上智下晖法师落发于益阳会龙山棲霞寺,出家时取名真空,法号心净。次年就读于南岳祝圣寺佛学讲习所。灵涛法师以“为人难,为僧亦不易”为题考试,因优,遂推荐入衡阳佛学院讲习所,所长乃空也法师兼职。当时湖南抗战惨烈,日军飞机空袭频繁,时有空战,故于七月仍回祝圣寺插班,明真、了达、心专、灵根诸翁为法师,空也老人为所长。灵涛师父执掌教务,并兼讲课。四十名青年学僧生气勃勃,如法海之龙,一派兴旺。谁知日寇侵凌,政府强制青年僧人亦须服兵役。在十月的一个深夜,几十名同学为逃避兵役而各自西东。朗耀同学投奔广东南华寺亲近虚(云)公,我则由宁乡返回,隐于桃江浮邱山。民国三十五年二月,余受戒于南岳福严寺七祖怀让禅师道场,上镇下清为戒和尚。受戒后即在南台寺读佛学研究班。秋际,益阳佛教会派我赴焦山参加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,芝峰法师为班副主任,每天为学员讲课。当时《佛教中流砥柱》月刊办在焦山定慧寺,并有焦山佛学院,雪烦和尚为院长。我于训练班毕业后,留在焦山佛学院深造。奈时局又趋紧张,到处闹学潮,工人罢工,上海、南京的火车也有时不通,其他站的铁轨亦被破坏。三十六年春,乃往宁波观宗寺佛学院(云峰法师为院长),听根慧和尚(方丈)讲《楞严经》,张圣慧女居士复讲,学僧不服,罢课大闹,动用刀棍,开水、石灰、绳索,我的右肩也被捅一刀,幸有棉衣,伤势不重。

是年,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,灵骨奉送到奉化雪窦寺建塔,我们到宁波码头迎接,我与一位同学举着旗额在前走,一直到延庆寺,我当时十分难过,但又觉得举旗迎接太虚大师灵骨,非常幸福,希望能生生世世追随太虚大师。

五月端阳后,乃朝普陀山,遇一罗汉,能以大悲水医治一切疾病,他为我买好回宁波的船票。当时我与江西及湖南两位同学一起去普陀山的。在后寺住了几天,便去潮音洞礼拜观音菩萨,三人所见,各不相同。一人见紫竹林,一人见韦陀菩萨,我见到的则是一尊白衣观音趺坐于洞,头戴黑色纱带,其态正如现今云门寺大殿中的玉佛一般。

离开普陀后,又赴天童、阿育王寺参学,并到老阿育王参观利宾菩萨拜舍利的地方。在阿育王寺看舍利,由一老师父请出一小塔,捧在手里,由各人去瞻仰。我看到的如绿豆大、灰白色,有好几粒。天童禅堂里也有舍利,说是由印度请回的。天童禅堂很大,师父们认为我是观宗寺的学僧,对我很客气。当时过万松关一路步行,心中无限轻安,深庆自己能做一个出家人,能到这些胜地参学,喜悦之心,十分宽慰。

七月由宁波到杭州,在灵隐寺挂单,并有幸见到满觉法师,他比我年长十来岁,有老参禅师的风格。不久,巨赞法师要我到灵峰佛学院读书,院长会觉法师也是湖南人。入学不到半年,弘畅老和尚病重,数次来电,催我回益阳白鹿寺。深感弘老对我的培育之恩,乃毅然辍学返湘,朝夕侍其汤药。弘老临终前付我法券,嘱继任住持。我自忖年轻德浅,不敢勉为,唯尽力协助白鹿寺佛学讲习所,兼讲《弥陀经》。当时已接近解放,南岳、长沙各寺均组织自力更生办织布厂、麻袋厂等,白鹿寺也组织办起了织布厂。当时德真师等均在织布厂搞生产。

不久解放,各寺不断受到土改的影响,我师父智晖法师死后,我将其遗体安放在白鹿寺化身窑时,有人要抓我,我急忙逃走。我连夜跑到沅江的白沙杨梅山,与妙成师住在茅蓬里,以芋叶、麻叶、蒿根充饥,不敢回益阳。后在智超、常应诸师安排下,与觉民师在五一年正月初三,由益阳马良堡趁天未亮,向广东遯去。

离开益阳,一路南奔,先到韶关南华寺。当时南华寺已驻有军队,本焕和尚等住在六祖殿后面,便由后门进去。本焕和尚见我与觉民是湖南人,想留下我们搞生产。我们得知(虚云)老和尚在云门,于是只住了一夜,便由马坝沿河滩向龙归方向走,走了一天方到云门,在云门寺见到虚云老和尚,心里十分庆慰。当时朗耀向老和尚介绍了我的情况,老和尚听说我读过佛学院,便安排我到客堂。那时因各地僧人四处逃难,都在找安身之处,所以到云门亲近老和尚的天天都有。

那时有不少来求戒者,要求老和尚传戒,老人悯之,乃于六月十九抱病与之授戒,我为引礼,并在老人前增受戒品。老人并赐我法名佛源。八月初三,老和尚在六祖真身之前将云门法券付与我与朗耀、法云、净慧等五人,均为云门宗第十三代,老人又赐我法号为妙心。

五一年春,乳源县实行土改,有人鼓动农民向云门寺清算。一天,数十农民入寺,将全寺衣被等物拿到方丈,逼老和尚承认是云门寺欠了他们的钱,要云门寺清还。但此衣被等物折价后仍不够,农民又逼老和尚写欠条,并要限期还清。时值解放初期,地处粤北山区的乳源县又在清匪反霸,所以每天都有公安局的人入寺清查户口。一天查出一个逃亡保长,事情引起波动。有的年轻僧人胆小乱供,胡说寺内藏有电台、手枪等物。公安局信以为真,便到寺内严查。我与明空、智悟当家师等被拘于县城,关在州街碉堡内,直到北京来人,五月时被无罪放归云门。

五二年初,老人预知此乃大祸临头,若北京不来人解决,全寺僧人将难以幸免。乃招大家于方丈内开会,望能有人去北京求助,但众僧摄于威胁,无人敢去,老人焦急万分。当时事态万分危急,老和尚被囚在方丈,有数人昼夜看守,百余僧人分囚于禅堂、法堂不许外出。有关人员遍搜寺内,上至瓦盖,下及地砖,佛祖尊像,法器经藏,无不一一细查,甚至挖地三尺。严查两日,均一无所获,遂将监院明空、智悟和我等拘去。又将册籍部录及往来书扎及老人百年来所著法语、经疏等一并搜去。此皆为工作组误信寺内藏有电台、枪械及黄金白银等物所致。数日之内,连拘去僧人二十六人,严刑逼供,至使妙云法师被打死,体智等手臂断折,法云等亦因之致残。众僧恐惧至极,又有数人逃走失踪。虽严加囚刑十日,工作组一无所获,更迁怒于老和尚。

老和尚三月初一便遭囚禁,并连遭审讯,勒令交出金银枪械。老和尚或言无有,或默默不应。初三,工作组按捺不住,用木棒、铁棒将老和尚打得头破血流,肋骨断折。老和尚跏趺入定,坚忍不对。工作组愤怒,更用力殴打,乃于昏死,后二日方醒。初五工作组又至,见老和尚端坐养息,又暴殴之,以为必死。老和尚被侍者抱坐禅榻,趺坐如故。初十老和尚不支,方作吉祥卧下,经一日一夜,全无动静,众以为涅槃矣。次日晨,老和尚方苏醒。

我先于二月十九燃指供佛,数日后禀明老人,毅赴北京。先到武汉见陈铭枢,陈说,这是农民运动,谁也不敢阻拦,要我立即上北京见老人弟子李济深。

李济深乃民革主席,与刘少奇、宋庆龄、张澜同为建国时中央政府副主席。到北京后,李济深对我很客气,我将云门和老和尚的事一一向他汇报,他立即去找周总理。周总理得知情况后,也立即与身在广东任上的叶剑英通了电话,要叶剑英立即采取行动保护老和尚的安危,并派人护送到北京。李济深回到家里,要我火速回云门,请老和尚立即离开云门寺,因为云门寺在农村,下面政策水平差,不离开恐怕出事。次日我乘火车南下,到了韶关不敢回云门,怕人知我到了北京报信,回去必受报复。故托天性、提辉二师赴云门,将李副主席的话一一转告。

老和尚便于四月初四离开云门,在大鉴寺过五一节(四月初八)。当时韶关负责的官员要他带头在大街上参加庆祝游行,可怜老和尚当时一身病苦,游行回来,汗水湿透全身。

当时中央已派专员南下,准备接老和尚进京,次年正月至三月,北京更四次来电相催。四月初八,我与觉民、宽度、法云侍奉,乘车北上。到武汉时,老和尚病重不支,便在三佛寺常住上治病。在武昌下车时,车站派出所仍详加盘查,看行李中有无异物。但老和尚除一套旧灰布的换洗衣物外,还有什麽呢?三佛寺的大鑫和尚接老人住下后,常住僧人及居士们都来顶礼。说也奇怪,早课时大殿梁上一条大蛇出现,大殿佛座后又有一大龟同时出现,而下午老和尚到来。僧俗都说是龟蛇相会,是吉祥之象。

老人住下后,陈铭枢先生和中南局的几位政要也来看望,问云门的情况。并劝老和尚安心养病,说云门之事慢慢会弄好的。老和尚怎麽也放心不下,虽然有病,仍一一口述,要我记好整理,交给陈铭枢先生,请他以老乡的关系向叶剑英讲讲情(陈与叶都是梅县人),把云门寺被关的僧人全部放回。谁知陈铭枢看了这份材料,认为全是冤枉,乃交与上面,要中央加以解决。老人得知陈铭枢未将材料交与叶剑英而上告于中央,认为会把事情搞糟。但陈铭枢认为这麽大的冤案,不能不让中央知道,否则不能解决问题。不出老人所料,中央的确电令处理好云门事变,并将材料转回广东。于是工作组撤了,公安局长也调走了,僧人们也放了。但韶关方面也就知道是我上北京告的状,写的材料,因而埋下了我日后坐牢的种子。五八年反右时,便成了我坐牢的罪证,说我胆敢控告公安局。老和尚预知这事的因果,虽没法补救而听天由命,但心里却暗自焦急,以至病情日渐加重。大鑫和尚请了武汉的四大名医前来会诊,医生见老人舌苔上厚厚一层黄黑,脉象微弱,几付药下来不见起色,都束手无术。大鑫和尚也只好为老人打佛七,准备后事。

那时武昌有一位医师,父子皆精于中西医学,曾在高旻寺皈依来果和尚,认为来果和尚传法有什麽密印。他得知老人到了三佛寺,就前来请老人开示,并要求老人传授心印。见面时方知老人有病,他诊断为肺炎,需要用进口链霉素。当时药行很难买到,时正夏天,武汉又是火炉,酷热难耐。为买此药,汉口城大街小巷我都跑遍了,终于在一家药店买到了两瓶进口的,满心欢喜,请那位居士每日为老人注射,他教我学会打针。真是菩萨加被,两瓶药打完后,老人便渐渐好转。说也奇怪,一天早上,老人起来小解,穿鞋时鞋里竟有一只乌龟在里面睡觉。俗话说龟鹤延年,老人果然应验,却病延年了。

那时蛇山有不少看相算命的,写字画画的,有一位山东人,姓赵,三十余岁,两手可同时写对联,书法很不错。他写了幅乾隆皇帝的四季赋供养老人(后来我裱好后,挂在云门方丈里,可惜五八年我进牢时被人拿走了)。一日,老人要去蛇山散步,走到黄鹤楼,大兴感慨,随口念诗一首,有“无心欲跨楼头鹤,有愿同登选佛场”之句。但他心中总念念不忘云门被关的僧人,又急着到北京去看李济深等,乃于七月二十九日坚辞大鑫和尚北上。当时武汉四众弟子都渴望老人在三佛寺过生日,但老人从不喜欢过生日,更不愿因此劳累大众,终于生日前一日乘车离开武昌。

在北上的火车上,我每日按时给老人打针,尽力照看好老人。抵京时,李济深先生与夫人及叶恭绰、周叔迦等数十人在车站迎接。随即驱车前往广化寺,后因主持亚太和平法会,改住广济寺西厢客寮。北京生活习惯是早上吃大米或小米粥送馒头。但厨房有时将晚上剩下的米饭在早上用开水煲一煲权作稀粥。老人照食无言,但我心头有火。有天早上又是如此,我发火倒在地上,说:“这哪里是稀饭,老和尚一百多岁了怎麽吃?太不像话!”这麽一闹,后来厨房再也不敢拿水泡饭给老人吃了,但我也因此惹了祸,他们说我不该闹。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,他们把我排开,只让觉民随侍老人。我也不在乎,反正不平的事我就要讲。

老人是八月初一到达北京的,主持和平法会后,身体仍然有病。北京的医生以肖龙友最著名,每天只看十个病人,都是有地位的干部去看病,并且要预约。老人也去他寓所一次,肖龙友执弟子礼侍奉老人,并为老人诊脉。从此龙友常去广济寺给老人看病,并请益佛法,也曾有诗书赠老人。老人除看病外,总是想到在京的故友,如原云南省长龙云、李根源等都在北京,老人都一一去看望他们。那时龙云府第摆布得很气势,大厅内铺有虎皮作地毯,太师椅上也有虎皮。但李根源的府第就没有这些铺张,家里人很多,过着简朴的生活。

那时北京广济寺、法源寺的方丈都是湖南人,显宗和尚是广济寺方丈。日本投降后,说他与日本人有关系,把他关了几年,解放后才得以释放,住在另一个寺院内,不见客。我侍老人去看他,他不过五十来岁,有一女居士侍奉他。天文是法源寺的方丈,那时已还俗,他来看老人,感觉很痛苦。据说他是天性的师兄,天性是云门寺的当家,后派他到大鉴寺负责管理织布厂,五八年也还俗了,后住韶关西河制药厂隔壁,过退休生活。

在中国佛教协会筹备会议中,老人说了一句冤亲平等的话,有人反对,说不能搞冤亲平等,要搞阶级斗争,争得很激烈。但老人只争取政府立法保护信仰自由,保护名山道场,保护僧尼不要被强迫还俗。后来,这些要求在佛教协会成立时都写成了文件,对解放后的宗教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老人在广济寺主持和平法会时,北京居士林请老和尚传授三皈五戒,拍了一张照片留念。我写了:“今朝九月十九日,佛历二九七九年,燕都显现阿师相,寿世庄严良福田。海印光辉腾海宇,斯民依止颂斯天。谛观喜舍慈悲面,不是凡夫不是仙。”法会后,上海诸山长老及赵朴初等,恭请到玉佛寺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法会,并到杭州净慈寺,苏州西园寺主持和平法会。老人曾在玉佛寺主持禅七,每晚的开示我都细心记录下来,后来编印成《禅七开示》一书流通。这些在老人的《年谱》中都有详细的记载。

老人离开云门后,常住的两百多僧人心中都十分难过,不知谁来维持,故有不少人渐渐各自离去,但久随老人的老参上座们仍是不愿离开云门,但谁也不肯出来负责领众。印开、宽度二人便到上海请求老人回云门。但苇航、来果、妙真及赵朴初等均不同意老人回云门,怕又出祸端。老人亦要印开等回去,另选一人来领众。印开那时是代理当家,他也不肯负责。老人即指示印开告知云门众僧,既然大家都怕,都不敢负责,那就学过去归元寺那样,在韦驮菩萨前拈阄,拈到谁就是谁。印开无可奈何,回去后将老人指示转告云门众僧,大家一致同意。于是将全寺僧人名字一一写好,捋成纸团,放在筒里,在韦驮菩萨前上了供,敲木鱼念韦驮圣号,每人各拈三次。有的名字曾拈出两次,一直拈到下午,没有一个名字拈到三次,大家都很着急。上晚殿时又拈,便将“佛源”拈出三次,大家很高兴,放鞭炮祝贺。印开等便函告老人,催我回云门负责。那时我心里十分紧张,不肯回云门。

待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开大会会毕,老人天天催我回云门。我则天天到时居士家躲避。老人很烦,说我不回云门,是没有良心,云门是祖师道场,有这麽多人盼你回去,你是韦驮菩萨要你去的,云门寺不搞好不行。当时李济深也劝我,要我先回云门,待云门平静了,老人身体好了,政府就要送老人回云门。我见如此,若不回,老人必不会安心,只好答应。乃于五月中旬与老人一起离开北京,到武汉政府招待所住下,即与宽度师(当时在三佛寺)带了两箱蜜蜂回云门。我离开后,老人便到洪山宝通寺。当时我心里十分痛苦,如失去父母一样,与老人含泪而别。

回到韶关西河,恰巧碰到公安局的人,我心里很恐慌,也是菩萨加被,他们见我回来了,倒很客气,主动与我招呼,我才放下心来。心想,这次回云门是韦驮菩萨点我,是来还宿债的,怕也怕不了,就这样回到了云门。

寺里老少僧众见我回来,很是欢喜,有的从田里拿着锄头,都来给我“接驾”。那时都是各人生产,各自煮饭吃,过着单干、住茅蓬一样的生活,真是好可怜啊!

广州太平莲舍宽定法师,是老和尚的得力弟子,知道我回到云门,便派其弟子宏愿师带着广州十位护法居士(多是老和尚的皈依弟子),在六月初一来到云门,推我升座做方丈。六月初三是韦驮菩萨圣诞,云门当时只剩三四十人了,由宽度师为首,给我挂珠,送上方丈座。从此,全寺僧人又开始集中上殿过堂,集体生产。

广州十位护法中罗伟雪(即罗明慧)、老志英、植宽晓、余宽志等皈依。他们每人回广州发动十人,共一百人,每人每月三元,共计三百元送来云门,补助生活费用。有了护法,同住的道友都很安心,每天吃了饭都去搞生产。

寺前放生池下有十多亩水田,农场一片旱地有二三十亩,水田有十亩左右,云门亭有五六亩水田,共计田四十多亩,每人平均有一亩多。每年种有花生五六亩,一亩能收乾花生三百斤。一百斤花生能榨三十斤油,到一六街冰江渡去榨。这样,每年自种的花生油基本可以自给,粮食也自耕自食有余。还种有芝麻、眉豆、木薯等杂粮。农闲时到桂花潭山上砍些杂柴,挑到乳源街上去卖,可以换回盐、茶、豆腐等物。寺里还养有水牛五六头,出牛粪时,每人每天挑到云门亭,最少也得来回七八遍。那时我每担都是一百斤以上,一天十个来回。

五五年的一天,午饭后送式桂师回浙江,我帮他挑行李,送到云门亭,他不让我送了。我回到现在的山庄,忽然肚痛翻滚难受,大量呕吐。此是胃痛,渐渐背胸也痛,行路辛苦。罗居士、老居士见我痛得不轻,乃带我到南海西樵山疗养,因罗居士有一表哥在西樵山白云寺做和尚。

在白云寺,方知那位表哥并不吃素,我们的修行感染了他,一天他要求为他烧戒疤。明代时有一吏部尚书为他母亲寻风水寻到宝峰寺,认为此地风水好,若改为坟山,可以出天子。他把和尚赶走了,把佛像丢入放生池,在大殿后葬了他的母亲。罗居士他们要找我去看,寺院的房子还有,只是没有僧人。我没有进去看,认为这不是寺庙,而是魔宫,不值一看。白云寺东边是白云观,住着老道,周围也有古迹,供有吕洞宾等。一天行走到饭盖岗,最上面是神仙床,山上有燕子岩,丹桂园、无叶井等。山虽不高,而水流成溪,有瀑布,一个整天都没有游完。

罗居士为我的病想了不少办法,又带我到肇庆鼎湖山、七星岩等闲居。他平时喜欢到寺里烧香拜佛,与僧人有缘。鼎湖山的和尚都认得罗居士,他们得知我是云门寺的方丈,又是罗居士的师父,撞钟打鼓迎接我。山上气势澎湃,左右群山环抱,有瀑布。寺前有一片桂林,寺内原有大悲坛,解放前长年拜大悲忏,立有千手观音,新加坡及东南亚的信众常到山里做佛事。我来时山上也客满,香火旺盛,生活富裕。山上还有老鼎,憨山大师曾在鼎湖住过。老鼎湖有龙潭,深不见底,说是通南海云云。

我在云门寺时,请得众做当家,杨智作维那,遍印为首座。除生产外,每年做清明法会、观音法会、盂兰法会,广州的居士都来。冬天四个禅七,大家精进办道,尽力搞好生产,没有妄想,十分安定。那时寺庙彼此不能来往,也不挂单,户口不能迁动,没有户口就没有油盐粮食布票等等,真是以寺为家,安居乐业。但我的心总是想着老和尚。

五五年春,我与太平莲舍宏愿师送几十件棉衣上云居山,先是乘火车到南昌,再到永修县,雇民工挑运。经张公渡,过河上山。那时春雨多,行到山里,水涨溪深。宏愿是女众,胆小,我只能拖着她走,有的地方还要背着她走。见了老和尚,老人便要我休息,我与宏愿的心也才安定了。住了几天,才与宏愿辞别老人依依下山。在南昌住在一位居士家,那位居士有两房妻室,但无儿无女,三人都吃素,有一庄严佛堂,共修净业。三人同上殿,都会唱念,键、椎敲得很好,办了一个茶庄卖茶叶。我们次日便乘火车回广州。宏愿师徒尽心尽孝地护持老和尚,所以她们对云门特别关心,对我也特别爱护,真是法亲眷属,不可思议。

记得老人到云居之前,住在庐山大林寺,我在云门升座之后,在秋天曾到庐山看望老人。那时大林寺的番茄、辣椒、萝卜长得很好,不缺吃的,我便住了十多天。老人要我去东林寺拜远公塔,我与觉民一路跑下山,在东林寺住了一晚,又一路上山,心里非常兴奋。那时庐山黄龙寺寺前的两棵松树,要三个人方可抱围,寺宇庄严,龙池里还有龙鱼。鄱阳岭上可以看见鄱阳湖。庐山周围有十几座大寺院,都是马祖手下的大善知识开的丛林,可惜我无缘去朝拜。离开老人时,是由九江乘船到武汉的,在武汉少不了在三佛寺住几天,拜拜大鑫和尚,会会延年法师、江青云居士等。那时智超师已在三佛寺住,参加糊纸盒,相见之情,好像都在逃难一样。

五六年我又上云居去看老人,那时山上在大兴土木、造殿堂、塑佛像。西边有一片菜园,再进去有烧砖瓦的,住的人已不少,心里感到没有参与建寺,真是没有福气。一日老人要我去宝峰看看马祖的道场,我与觉民二人从早动身,下午四五点才到。那里的农民见到外地人都很警惕,我们快到宝峰了,几个农民在田里耕田,见到我们就问从哪里来的,来干什麽?当时觉民回答他们时不大和气,他们便把觉民带到村里吊打。幸好觉民身上有李济深给老和尚的信被他们搜出,才知道不是坏人,否则下场难料。

后来觉民很反感,说出家人受人欺负,出家没有益处,种下了还俗的念头,后来果然还俗了,可惜!觉民与我同在湖南,同路到广东亲近老和尚的,又与我一起奉侍老人到北京、上海,直到武汉分手。分手后他仍留在老人身边侍奉,并且在云居山做当家,结果还是稳不住。后来听人说,是九江一个叫“好师父”的老比丘尼看中了觉民,把她的徒弟介绍给他而还俗,真是业力不可思议。

我和觉民在宝峰住了一夜,那里只有一个和尚看守,还是老和尚派去的。马祖的茔墓已被挖坏,里面很深,是空的,是青砖砌的。次日向靖安城绕道回云居,在一条溪河遇到一人提着一箩水鱼,我们向他买了,打了皈依就放到河里。我对那些鱼说:“现在放生你们,将来好好护持宝峰”。我想现在这些鱼一定已变成人或者出家到宝峰了。

五七年四月,我带着我父母上云居拜老人,老人很慈悲,留我与父母在他住的茅蓬吃饭,并与我父母说五戒,赐我父亲名宽有,母亲名宽德。住了几天,便在九江乘船到武汉,与智超师等去五_台朝礼文殊菩萨。那时我父亲七十三岁,有胃病。在太原坐汽车到东冶,住在一个小庵内,庵里的老尼师是五台山清涼寺了常法师的母亲,五二年我去朝五台也在那里挂单。老师父很慈悲,生活艰苦,饮水都困难,每人早上只有一饭碗水,不准倒掉。从东冶到五台要走路,我父母不能走,因有两百多里,只能雇两匹骡马抬轿,轿上可以坐两个人并放行李。就这样一直抬到广济寺,那时是净如和尚住持,五二年我就在广济寺住了好几天。净如和尚见到我很高兴,要我在禅堂里讲开示。

五二年上五台,是老和尚要我与灵意师送七衣去的。这次从北京到五台,时间是八月中旬,山上已经下雪。净如和尚见我带父母来朝山,更是热情招待,亲自雇骡轿,一路由东台到北台,在中台过夜。那里天气很好,但夜里风大,见到智慧灯在北面飘,我与智超师在中台外看了很久,这是我从来未见过的菩萨境界。晚上大家都睡在一个坑上,男的睡东边,女的睡西边。

次日又朝西台、狮子窝,在清凉桥吃午饭。下午朝金阁寺,在清凉石过夜,了常法师十分客气的招待我们。清涼石的鸽子特别多,满天飞。那时山上还有很多鹿,都抬起头来望着我们,好像有不舍的样子。听说现在全都打光了,真是人心险恶,红尘可悲啊!次日我们又去朝南台,并朝万佛洞(佛母洞)。我带头先进去,洞口扁扁的,别人不敢进。洞里安有油灯,可以看见洞里的情境,石头的形状如人的五脏六腑,故说是佛母洞。若得进入一次佛母洞,可以不失人身,将来投佛母胎成佛。所以,凡朝五台的,都要去朝佛母洞。那里是喇嘛看管。

返回广济寺后,我们又住了几天,先由知客师带我们到附近几处圣地去礼拜,文殊菩萨的圣迹很多。塔院寺有一间殿是密宗殿,有的用布遮着,不是随便让人看的,如双身佛是不给人看的。但我因有知客师带领,到处都可参观,感到不可思议。

五台朝毕,天天出太阳,但北台还是有冰,山沟有万年雪,白皑皑的。在清凉石过夜,仍是用骡轿抬到东台,住在客栈里。动身时我父母说有一件衣服留在山上没有拿,我批评父亲记性太差,出来这麽远还讲什麽,我父亲一言不发。后来我很后悔,不应该批评父亲,年老之人岂能与年轻人比,子女对父母应以宽慰语言,以孝顺之心敬爱之,我没有安慰反而批评,乃不孝也,深自悔自责。一路乘车到北京,带我父母游了故宫、长城、雍和宫,父母很喜欢,病也不见了。离开北京,送我父母回到益阳,我就回广东了。不料此一别竟成永别,而父亲就在这一年去世了。

五八年云门寺传戒,我被划成右派,不能再回云门寺,放在南华寺劳动改造。当时云门寺是一心的徒弟雪珍作造反派,把德修师也集中到南华寺改造。云门寺方丈楼老人在时,留有一对小花盅,是在重庆做法会时蒋介石送的,想留下作纪念。还有两只玉器盘碟,据说是南汉时传家宝,我离开时都被人拿走了。雪珍多次逼我,说我房内有黄金,但那时只有命一条,由他们批斗。雪珍是长沙人,一心是云南人,一心在国民党当过兵,后来在湖南出家,故雪珍拜他为师,两人来云门寺住。政府不会用一心这样的,但雪珍因是穷人出身,斗人非常积极,据说云门寺挖出的金银他也得了些,不知究竟怎样,反正他当权了,可以为所欲为。那时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尼姑,据说是别人的小老婆,比雪珍大十岁左右,雪珍与她结婚后,同到茂名当工人去了。在文革中他又当造反派,连解放军都敢斗,所以云门寺被他糟蹋得一败涂地。经过文化革命,云门寺只留下徧印、光尧、宽宏三人,田地山林全部被侵占,经书佛像更全遭毁坏,真是一场浩劫。

我与本焕和尚五八年在武汉学习,他在五台山时做过当家,招待过日本人。那时共产党在五台山打游击,遭受过日本鬼子的残杀,故本焕被认为是反革命。回到韶关,在大鉴寺开会,当即被逮捕。后来在黎市监狱判刑十五年。我被放在南华寺由志真、得众管制改造,每天搞重体力劳动。

五八年全国开始过粮食关,一片饥荒,每人一月十八斤粮,半斤油。南华寺积有粮食,就是不准多吃,大家肚子都很饿。我们一天到晚搞劳动,犁田、耕田、挑粪,有时还要开夜工,肚子饿得更厉害。寺内有位宽妙老尼师,在大殿作香灯,总是把她自己的粮食省些给我吃。

那时全国各地都在搞运动。北京佛学院搞得更激烈,有的学僧写了老和尚大量不堪入目的大字报,一时乌云黑雨,铺天盖地,比十级台风还凶。老和尚的名声由高僧变成了狗屎堆,而我们这些人是狗屎堆里蛆一样,哪有放过的。所以,除强迫劳动外,经常要挨斗,要写坦白书、交心书、悔过书、检举书等,但我是最顽固派的。

到了三月底,早茬禾秧快栽完了,一天我正使牛耙田,有人叫我回去,说法院的同志找我。法院的人见到我,就拿出一张逮捕证,要我盖指印,说我有罪,要逮捕去坐牢。那时哪里由得我,他们抓住我的手在逮捕证上盖了指印,手一扣就把我带走了。当时我一身泥水,到南华寺藏经楼拿了一套换洗衣服就到了马坝派出所。当天睡在地上,次日开始拉肚子,就送到韶关韩家山看守所,住在一间监房内。监房上下通铺,一人挨一人睡,睡了十多人。房内有一小便桶,每日放风一次,大家上厕所大便,不许讲话。收完风回到房里糊火柴盒,每人每天只有四两米,用四方形的瓦盅蒸饭吃,每日两顿,据说每顿是二两米,根本吃不饱,人一走动就头昏眼花。

那时正是过粮食关,我们这些监牢鬼子哪有吃饱的,但又有什麽好说的呢?除了糊火柴盒外,还要写坦白书,有的犯人还经常被提出去问话。但我这个犯人到底犯了什麽法呢?说我跟老和尚到北京告了公安局,到五台山是了解情况,做和尚是搞封建迷信,是过剥削生活,是从劳动者变成了剥削阶级,是寺院内的上层剥削分子,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。所以要改造,只有规规矩矩,老老实实接受改造,否则死路一条。

就这样,不久我又从韩家山转到芙蓉山搞劳动,每天挑沙担砖运石,修劳教场。有时到五里亭扛竹子,有一段时间两脚脚后跟不能落地,一落地脚根钻胸的痛,走路也得两个人挟着走,否则寸步难行。但是什麽痛呢?两脚不红不肿,与好人无二,所以别人说是装病,是偷懒,认为不老实,不想劳动改造。真是苦上加苦,苦不堪言,不知是什麽业力造成的。

那时候罗居士常来探监,但见不到人。老居士在广州,知我肚子饿,买了芝麻、黄豆、糯米、白糖等做成饼,送到韶关刘宽培家,请刘宽培老居士送到监狱。刘居士有女儿是法院陪审的干部,她反对刘居士来看我,刘居士说:“佛源是个好和尚,怕什麽?谁敢抓我,我就去坐牢,与佛源和尚住在一处。”这样,她的女儿也不再反对她来送东西看我。

六一年中秋后,看守把我叫去讲话,说政府对我宽大,释放回南华寺,但以后再不要搞封建剥削。看守所为我雇了一辆人力车,连人带行李送到火车站后面的刘宽培家。那时我已像活鬼,骨瘦如柴,路都走不稳。刘宽培见我释放了,很欢喜,拿出月饼给我吃。次日回到南华寺,一进禅关,见到宝林山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又回南华寺,是六祖大师保佑我不死而归,真是第二次生命啊!

回到南华寺,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,仍需受群众的监督改造,不管身体怎麽样,轻劳动还是要干的。过年前,全寺搞清洁卫生,那时我已得了水肿病,两腿肿如水桶,行路无力。搞卫生时,用人字梯架在韦驮殿,我先上去,梯子两边一摆,便像木头一样直落下去。由于身体水肿,我那时又重又笨,两脚直立落地,右脚踝骨内骨折开,痛如刀割,在地上打滚。因未破皮,未流血,外表看不出来,真是雪上加霜,祸不单行。常住就用牛车把我拉到马坝卫生院看骨伤科,谁知医生粗心,只用酒擦了擦,抓住脚摇了几下,便在脚上敷了点药了事。结果几天后仍然痛得难受,半个多月仍不见好,便到韶关大鉴寺住下。

上后街找一位跌打医生医。那时何慕珠小姐在那里学骨伤科,她的舅父莫国雄,是韶关旧社会时的政界要人,所以何小姐也是得不到社会温暖的人。那位黄医生见我骨折已二十多天,裂开的骨头已长上新肉,要开刀,不然始终医不好,医好了在阴雨天也要发痛的。乳源县的江桥居士知道了,把我偷偷接到乳源来医。江桥是泥水工,云门修祖殿时皈依我的,我在芙蓉山劳改时,他也遭迫害在劳改,所以他心里很不平。以后他在家找草药医跌打,但他家来往的人多,怕人认识我,就让我寄住在袁居士家。袁居士是地主成分,虽是老中医,却无人找他看病,所以他家很清静,我住在楼上,根本无人知道。大约住了半个月,我每天诵《地藏经》和《地藏忏》,很快就读熟了。从此我每天背诵一遍,直到现在从未断过。但脚没有医好,不过勉强可以走得了,于是就回南华寺,照样参加劳动。一年到头,风雨不休地上山下水劳动。

当时我和庆云师放牛,他比我大二十岁,出家早,家里穷,是新化人。新化是湖南的穷山区,以包谷红薯为主食,农村多土匪。他小时候家贫无生活,曾给土匪背包袱,运动中他“交心”时主动交待了,结果认为他当过土匪,就被戴上右派帽子,放在南华寺改造放牛,有时就在房内诵《涅槃经》,很是守规矩,袋子里常放些糖果饼干与人接缘。但他也有一个错误的感觉,说是出家很孤苦,好像无亲无故,无人照顾,尤其是没有女性为情侣,所以只有孤凄而没有温暖。有次我问他:“你老人家出家几十年,有何境界?”他说:“越老越觉孤凄,功夫不得深入。”后来他要求回新化老家,不知他结局如何?真是可怜,出家这几十年逃不出阎王的手。

每天放牛时,我身上总是带把刀,披荆斩棘,有时还带把锄头把草地弄好,牛难上的地方用锄头开开路,牛好上下,人也好走。宝林山顶牛场一带都有我和牛的足迹。收牛时不是带一捆柴,便是带一捆草回来给牛吃。把南华寺的牛养得特别肥,母牛每年都产小牛,所以南华寺每年都有牛出卖。牛仔长得好,个子大,个个喜欢。

农忙时,我是要参加田里犁耕,割禾插秧都少不了,晚上也要去果园值班守果子。那时南华寺有几亩蜜桔,几亩南华李。南华李上半年熟,蜜桔下半年熟。三十多亩水田,两亩甘蔗,几亩花生,生产搞得比农民的还好。所以,每年立秋后农活非常紧张。花生收了还要种晚稻,花生苗斩断,沤在田里做肥料。花生头挖了用牛车拉回南华寺,排在各个厅室,晚上大家都去捡,捡了过秤评工分,按工分计工资。

我于六一年由韩家山释放回南华寺,当年冬天摔坏了脚,六二年下半年便开始吐血,得了肺痨病。原因是长年忧愁,营养不良,劳动过度,造成肺穿孔出血,必须全休,并住院治疗。那时医生只看人,不看病,对我这个右派分子的病,只说不要紧,给点止血药便了事。那时给我看病的是马坝人民医院的胡医生,因为他是医院的医生,又有一点职务,不知何故也成了右派。给我看了病不敢说什麽,只是后来对南华寺的僧人说我的病很严重,需要住院云云。但我这个被专政的对象,哪有资格住院呢?依然是照样监督劳动。抽空时便到马坝或韶关肺结核防治站去医疗。

那时外出看病也得当天回来,到韶关几十里,步行是不行的,只好骑自行车去。但自行车很陈旧,有一次到韶关结核站看病,刚下自行车,车一歪,我就向右跌倒在医院门口,右手腕被跌断,手腕肿得很大,只好到厕所用自己的小便边拉边擦,但这有什麽用呢?看完病后,便到另一骨科医院去医手。医生看了便说:“你的手肿得很厉害”,随即用酒作按摩,敷药包扎。回到南华寺后,我大受批评,因为药费要报销,每月的药费,全寺僧人就我报得多。所以有人说我天天看病,怕死,吐血是常事,有什麽了不起。但又有谁能帮我说话呢?只有逆来顺受了。俗话说“敢怒不敢言”,那时我敢怒,能怒吗?只能作检查,认错,每天照常劳动。

罗老居士听说我吐血,偷偷地买些进口针药给我,不敢让人知道,只好自己注射,把自己的肉都打死了,有时针扎不进去。“雷米丰”是肺结核的特效口服药,但服用多了会耳聋,同时要服用B6等维生素,在当时难买到,所以引起牙痛,最后变成三叉神经中毒发痛,而当时我并不知道。痛了几年后,一次我随我满弟到上海,他的外母家有一位专给外国人医病的医生诊病时,才知道是中毒性三叉神经痛,但为时已晚,难以治愈。这个苦痛,使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难过,虽经针炙、理疗、激光、酒精封闭等,都不能解决问题,主要是不能休息。一年到头,不管天晴下雨都要劳动,而且是重劳动,所以不论打针吃药,效果都不行。有时牙痛得很厉害,医生要我把整个牙拔掉,我知道是三叉神经的问题,拔牙并不能解决,所以又到专业牙科去查诊。牙医说不拔,牙是好的,但痛厉害了,就不能出气,不能走路,用激光照也没用。八0年在北京宣武医院作割除手术,两年后又发痛。后来在广州工人医院作射频疗法,一次性切断电死,一时虽不再痛,但脑部相关部位已被电死,眼神经也被割坏,整天发胀,如有物在钻一样难过。电过的右边不能吃饭,只能由左边吃。

过了两年,左边又渐发病,只好到香港去医疗。香港医生用德国药,叫痛必灵,内有麻醉药,吃了想睡觉。时间一长,整个身体都失去了正常,两手发抖,头昏脚软,小便频频,好像整个神经系统都被破坏了。可是三叉神经痛又渐渐发作,有时痛得口流清水,眼泪鼻涕也出来了,打止痛药也无效。直到九三年为香港宝莲寺大佛开光时,正好在香港医疗。这次是菩萨加持,得到了愿炯法师大力帮助,住了伊丽莎白医院里最好的房间,医生是最有名的教授,建议开刀切除。当时许多医生都不敢切除,认为有危险,切除之后会口眼歪斜,眼睛失明等等。经过会诊,医生们作出了适当的方案,後来作手术,效果很好。只是影响到右边的眼神经更加胀痛,面神经全部失去了知觉,增加了麻痒,但其它很成功。医生很满意,并减收了一半的费用,目前痛苦已除,只是不能咀嚼,吃饭困难,营养失调,产生了其它不良现象,好像是未老先衰一般。

我去南华寺是五八年二月,被逮捕是四月,释放回南华是六一年八月,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,七九年才被平反昭雪,恢复正常。但那时左倾思想和路线仍很严重。平反后我要求去北京工作,他们种种刁难威胁,我仍毅然去了北京。到北京后,他们又打电话到国务院去查我,问赵朴初知不知道。谁知赵朴初答复他们说:“是我同意去的”。他们只能眼睁睁的无可奈何了。

那时北京正准备迎接鉴真像从日本回中国巡礼,中央准备在法源寺隆重接待供养,我被安排在法源寺搞接待工作。接待圆满后,要我管理文物,兼任佛学院讲师。那时明真上人在佛学院负责,巨赞法师、正果法师住广济寺,只有明真上人住法源寺。他的生活由我代理,我每天早上四点钟用高压锅弄上饭,便去上早殿,下殿后服侍明老用早餐,很自在。奈何三叉神经作痛,经长期服中药,又引起胃痛,结果还引起胃出血,到回民医院作切除手术。先是到宣武区作三叉神经切除手术,先后两年,作了两次手术,身体受到影响,到冬天受不了北京的寒冷,便回到广东休息。

我在南华寺二十一个春秋,下地耕田,上山砍柴,倒死树、上房翻瓦片、修粪池、打灶头、开拖拉机、拉耙、耕田、看山守夜,前至乌龟洞,黄屋中兴村,后至饶屋杨屋,没有不到的地方,每个山头山坳都有我的足迹,每一块地都有我的汗水,甚至流过血。真有无上的因缘,甚深的业力。那段时间,真有说不完,写不尽的事。那时的路线是不离阶级斗争的,搞生产也要搞阶级斗争,所谓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,其乐无穷嘛。

一天,六祖真身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到韶关游行,说是坏蛋,是假的、骗人的,要斗,要烧掉。结果被人用铁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个洞,将五脏六腑抓出来,丢在大佛殿。肋骨、脊梁骨丢满一地,说是猪骨头,狗骨头,是假的。并在六祖头上盖个铁钵,面上写:“坏蛋”二字,放在大佛殿。原不准我们看,但我仍偷偷跑去看了,心里难过得流泪,偷偷地把六祖灵骨收拾起来,但没有地方可藏。一者怕人知道,二者怕自己不知哪天被打死,六祖的灵骨不能这麽样被丢掉啊!于是用一瓦盒上下盖好,埋于九龙井后山的一棵大树下,作好标记。并送信给香港圣一法师,要他来时用照相机把这个地方拍下来,以待太平时取出。丹田祖师的灵骨也同遭残害,我也分别收殓。

八0年我到北京后,便将这件事告知了明真和巨赞法师,又向赵朴初作了禀报,赵朴初他们听了很震惊,认为是一件重大的事。朴老马上写信给习仲勋(当时广东省长),要他派人到南华寺处理这件事。习省长当时派人去南华寺作工作,他们不同意恢复。最后习省长的人说:“同意也要恢复,不同意也要恢复”,赵朴初要我回南华寺协助处理,这样,我才由北京返回南华寺。

六祖灵骨取出时,因入土已十多年,南方潮湿,肋骨已有霉变,但仍有条块形。脊骨受潮更重,更不如入土时的形象,丹田祖师的灵骨就更不如从前了。我将二位祖师的灵骨捧回自己屋中,用木炭火烘干抹浄,用一整块檀香木将脊骨、肋骨一节节驳接在檀香木上,粘好之后,再如法放入真身内。外用绸布和漆封闭,并在檀香木上刻记,载明因果。六祖的脏腑已朽,只好烘干成末,与檀香末混合塑形,放置于六祖胸内。当时我号啕大哭,发誓要生生世世护持六祖真身。当年情况难以想象,如果我知道我不会死的话,决不会把六祖、丹田的灵骨埋到后山,受此损坏。此事我亦未尽到保护之责,心里难受之极,只有今后更加细心爱护常住,舍身忘命也要保护好六祖。

许多人说六祖真身是假的,如不是我亲眼所见,亲历其事,心中也难免疑心。这次事件中,我亲眼见到六祖灵骨千二百多年後,仍是金黄色,坚硬如金,份量也沉重如金。而丹田祖师的灵骨相对呈黑色,份量轻得多,端的有金铜之别,确实不可思议。如果不经文革浩劫,六祖真身决不会受此损坏的,我作为六祖的儿孙,不知为此哭了多少次,多少年。但那个年月,周围每天都有人盯着我,谁敢露面哭泣。有的人只为自己出风头,管他六祖不六祖。憨山祖师也被一个狮子虫砍了一刀,好在背胸只打了酒杯大的洞,没有如六祖、丹田那样把脏腑都掏出来。我不知过去生中在南华寺造了什麽恶业,今生在南华寺受这麽多年的磨难,吃尽了苦头。直到九二年四月,几经周折,又来到南华寺做方丈,直到现在仍是感到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,不敢轻心放逸,且长在烦恼丛中过日子,好像走不到尽头。

一九九二年记

(来浩于辛卯年普贤圣诞日整理)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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